十月中旬在立法院「教育及文化委员会」的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,讨论到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时,通过了「为提昇营运能力且减少各社教馆所对教育部补助经费之依赖,各社教馆所应逐年提升经费自筹比例…」之附带决议。

文化教育的议题,攸关民众的生活福祉,各界与民意应该共同来关切。看到我们的国会立委关注文教事务,是令人感到欣慰与期待的。但如果这项附带决议的用意,是为了减少政府对于文教服务设施的经费挹注,那幺似乎就值得斟酌。

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或成熟的社会里,文教馆所的功能对于民众精神层面的提升,有带动的作用。而要探讨一个文教馆所的营运能力问题,可以从一些面向来进行检验,包括:机构的定位、目标与愿景、专业能力与成效、民众服务与满意程度,以及财务运用与效益等,这些面向彼此之间相互攸关,环环相扣。但自筹收入,则只是财务面向的一部分,并非全然。

目前,教育部所属的社教馆所共有二十个,专业领域各有所长,服务範畴囊括了剧场、展演场所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教育资料馆、研究型机构…等,是社会大众汲取各种知识的重要来源与场域。虽然,每个馆所的属性与定位不尽相同,但其所肩负的社会教育功能,却是殊途同归。

由于社教馆所负有高度公共任务的特性,所以打开各个馆所的业务项目,可以发现多数馆所业务是公众服务性质,具可营运性、可计算成本效益的,只是少数的业外收益而已。因此,针对立法院对社教馆所提出的提升自筹款之附带决议,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源头来思考。

自筹比例的问题,不是不能谈,而是应该从机构的属性合适与否,以及营运的效能是否有效发挥来看。如果,机构的主要核心业务是有利可图的,那幺可能就要探讨,为什幺这样的机构一定要政府来经营,或许改交由民间经营,由政府给予奖励措施或行政协助,并抽取权利金,就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效益。但就目前的社教馆所性质观之,绝大多数并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,它们所执行的是提升民众文化或教育内涵的服务性措施。换言之,是一个社会服务与照顾的工作,政府是责无旁贷的。

对于这样的馆所,若要谈自筹经费是否偏低的问题,应该从组织体制、服务流程、公共任务达成等方面来进行检验,以了解是否有效率过低而导致成效不彰的问题。如果不然,那幺全面的要求提高自筹经费比例,恐怕必须思考的是会不会造成过度成本考量缩减服务,或者为求提高收益,将服务内容过度市场化、娱乐化的不良效应。

在台湾,我们的社会及民意代表,关心民众生活福祉、弱势生活照顾。因此,幼童、老人、妇女、身心障碍、少数族群等议题,不断被呼吁与提出,进而有透过立法,给予一定程度保障的良好结果。而当「软实力」的问题,受到全球所共同重视,以及我们的民意机构高度关切文教议题、公众服务机构的时机点上,政府主事者更应积极的提出,以政府资源投入社会教育、文化推广的企图,并建构一个良好的体制,来鼓励文教机构提昇自我价值,发挥专业效能,且应避免自筹提高反被减少补助的不当「惩罚」效果。

民意机关的要求,常常变成政府的政策。对于自筹款的机制,政府应该以正面及激励的角度,建立配套措施,让一个兼顾营运效能、专业贡献、公众服务的单位,真正因为效能、品质的向上,而带动自筹款的提升。同时,也可视程度给予这样的机构一定程度的经费保障,形成良性竞争的奖励效果,以创造民众、政府与馆所的多赢局面,才是促使文教机构不断进步的动力!

(作者为台北艺术大学校长)

(中国时报)